微史论•考察||2022级美术学巩义考察•宋陵
序言
巩义，又称“巩县”，一个河南省郑州市管辖下的历史古城，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源头。南依嵩山，北靠黄河，地势平坦，气候温暖湿润。位于中原地区使其从古时起就作为重要的城市，人民聚居生活为这里留下了许多历史的痕迹。在资源上有许多丰富的矿物资源，提供了建造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下，巩义存留有大量具有历史风貌的建筑。其中最为知名的乃是具有“七陵八帝”之说的宋陵，以及北魏熙平年间建立的“石窟寺”。
宋陵开创了几种设置陵区的先河，对于历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印证作用。石窟寺曾是多代皇帝礼佛的重要场所，留下了大量的造像、碑刻等艺术瑰宝，有人更是提出了“三绝”的说法，乃是后人研究佛教文化以及其时代变迁表现的重要资料。
一·宋陵
巩义宋陵是北宋皇帝及其陪葬宗室的陵寝，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嵩山北麓与洛河间的丘陵和平地上，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是中国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皇陵群。宋陵中共有陵寝三百余座，其中有皇帝陵八座，分别是永安陵、永昌陵、永熙陵、永定陵、永昭陵、永厚陵、永裕陵、永泰陵，永安陵葬的是被追封为宣祖的宋太祖之父赵弘殷。也就是说，北宋九位皇帝，七位葬在巩义，加上宣祖的永安陵，统称为“七帝八陵”。
另外，巩义当地的文物学者曾提出过“九帝十陵”说他认为，北宋最后两位皇帝虽然客死他乡，但是仍然葬在巩义市西15公里回郭镇清易镇南，宋徽宗衣冠冢名为“永佑陵”，宋钦宗陵为“永献陵”，当地人称“二圣冢”，不过此地已被夷为耕地，无迹可寻。目前学界还是比较认可“七帝八陵”的说法。
（一）选址原因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宋，以开封府为东京，河南府（今洛阳）为西京，那么北宋皇陵为何要建在东西京之间的巩义？原因有三，一是由于都城开封地处豫东大平原，地下水位偏高，不适宜建造大型陵墓。二是宋太祖有迁都洛阳的打算。三是最主要、最受学术界认同的原因，即冯继仁提出皇陵选址受到堪舆术的影响，北宋时期人们在葬制上信奉“五音姓利”之说。后经祝炜平、余建新详细考证，巩义的地理位置完美符合学说记载的地理方位，因此被赵宋王室定位阴宅宝地。
（二）陵寝制度
宋代是丧葬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与汉唐皇陵相比，北宋皇陵显得寒酸很多，这同北宋皇陵营造制度有很大关系。北宋皇陵墓葬制度的理论依据和古代的堪舆学说有关，当时的堪舆学中有所谓的“五音姓利”的说法，所以整体上，宋皇陵呈现出坐北朝南，东南高、西北低的“倒悬”模式。
宋制规定皇陵要在皇帝死后七个月内建造完毕，而且北宋开国的两位君主赵匡胤和赵光义生前都没有建造自己的皇陵，北宋是一个以孝道示范天下的朝代，前两代君主无形中做法为后代建立了“祖宗之法”，这便是行之北宋的帝王生前不建皇陵的规定。
宋代开启帝后不同陵的先例，且后陵不另起陵名，但对曾临朝听政的仁宗慈圣光献皇后曹氏之陵称为“山陵”，为宋代帝后陵寝规格和不同地位的皇后陵园差异提供最佳实证。
宋仁宗作为“仁宗盛治”的开创者，在位42年一手缔造了“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的太平盛世，对中国封建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永昭陵作为宋仁宗的埋骨之地，是研究北宋时期帝王丧葬格局和祭祀文化的典型实例。
永昭陵西神门北侧神墙，墙体表面层粉刷四层颜色不一、层次厚薄不同、筑法特点不同的红土面，据专家推测为新帝即位祭祖的产物，即仁宗之后，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四个时期所修，为北宋帝王祭祀制度提供实证。除宋代遗留物外，还曾出土明清时期御祀碑文，是明清皇帝派遣官员祭祀北宋皇陵的历史见证，为中国历代帝王祭祀前朝帝王提供资料。
（三）石像生
北宋皇陵石像生作为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代表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宋代各陵石像生，题材相同，尺度和技法有所不同，有时即使同一陵上的雕刻水平也不一致，较早的永昌陵、永熙陵、永定陵、永昭陵较为简练严整，至永厚陵为一转折，渐趋细腻，较晚的永裕陵、永泰陵则较为写实。
北宋皇陵对石像生的序列和数量有严格的规定：石像生从汝台之内开始，沿神道两侧，从南向北，左右相对，依次排列着：望柱（华表）一对；大象和训象奴一对，象与象奴立于石座之上；瑞禽（马头凤）、瑞兽（甪端）各一对；仗马两对，左右立有控马人，以写实手法雕刻；石虎两对、石羊两对；客使三对；代表域外使臣朝贡翁仲（文武侍臣各两对），武将执剑、文臣执笏，身材高大；文臣武将再往北为镇陵大将军、内侍等。
石像生
北宋皇陵石像生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瑰宝。它们不仅展示了北宋时期雕刻技艺的精湛水平，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通过对这些石像生的研究和保护，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北宋时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风貌，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二·石窟寺
第一窟
巩义石窟寺，建于北魏熙平二年（517），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并称北魏三大皇家石窟。历经1500多年的风雨，现存洞窟5个，千佛龛1个，摩崖大像3尊，佛像7743尊，造像题记及其它碑刻186篇。巩义石窟寺有“三绝”，分别是帝后礼佛图、第五窟的天花藻井、以及第三窟石窟内壁雕刻的飞天像。
（一） 第一窟《帝后礼佛图》第一窟中的“帝后礼佛图”是国内现存最为完整的孤品，整体构图完美，内容上充分表现了北魏皇室前往石窟寺礼佛的宏大场面，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作，堪称国家之珍宝，艺术之绝品。它分别于东西两侧墙壁刻画了《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后礼佛图》，共三层六组，图像对人物姿态、衣着、仪仗等细节刻画细腻，生动展现了皇室宗教活动的盛大场面。东侧墙壁皇帝礼佛图呈现了北魏皇帝带领百官朝圣的景象。图像分为三层，第一层以皇帝为首，身后依次跟随两位大臣，队伍最前方有一比丘立于树下引路前行。皇帝头戴通天冠和冕旒，身着曲领广袖长袍，腰间系有绶带，脚着笏头履，手持一束长柄莲花；前方有一侍者手捧香盒，神态恭敬。皇帝由七位侍从簇拥前行，其中一人托举衣摆，一人手举华盖，另有两侍者手举伞扇，将帝王处于整组人物的中心位置，凸显其雍容华贵。后有官员随皇帝依次站列，从其侍者所持伞扇与华盖的数量及华丽程度来看，应是地位仅次于皇帝的皇亲贵胄。二位官员头戴笼冠，其笼冠插貂，以示其尊贵地位。第二层石刻共五位官员并列而行，其体态与神情相似，各配有三名随从随侍在旁，其中一人持伞扇，一人持华盖，但与第一层人物的装饰规格明显简洁了许多，服装配饰也相对简单。第三层石刻队列之首为一比丘做引导，但形象已残损不全，其身后跟随五位官员，皆恭敬严谨，态度虔诚，仅手势略有不同，或手持香盒，或做拈花状，画面真实生动。此层官员皆有两名侍从，各自持伞扇与华盖，身份等级又次于前两层石刻人物。
帝后礼佛图
石窟寺第一窟西侧为皇后引领一众嫔妃出行礼佛的场景图像，人物依然分三层排列。第一层皇后身躯被刻画的最为庞大，足显其中心地位，她头戴莲花冠，上身着交领广袖长袍，长裙曳地，腰束带相交垂于腹前，足穿笏头履，右手拈香左手举莲，鼓腹仰肩，华丽典雅。身侧共有六位侍女，前方为一女官，手持香斗，供其取香，身后有两人撑伞扇，一人举华盖。跟随皇后的两位妃嫔同样头戴花冠，右手皆为拈花状，前一位主像左手提香袋，两侧立有五位侍女，其中一人持伞扇，一人持华盖；后一位主像左手托贡品，颔首直立，神态恭敬，同样有五位侍女，两人持伞扇与华盖，两人随侍在侧，一人立于前方手捧香盒。第二层于最前方树下设一比丘引路，内容刻有四位妃嫔的形象，衣着服饰大致相似，皆身着交领广袖长衫，足穿笏头履，手做拈花状。身后各有四名侍女，仪仗为一伞扇一华盖。第三层队伍仍雕刻四位妃嫔，石刻人物大小依次递减，可见其等级地位。第一位妃嫔手持长柄莲花，第二位手提香袋，第三、第四位手拿香盒，神态从容，温和有礼。此层主像仅各有两名侍女，一人持华盖，一人持伞扇。从此幅刻像中，我们可以探究 出北魏迁都洛阳后，在服装样式、仪仗规格与思想文化上的种种汉化成果。皇帝礼佛图中皇帝身后的两位官员所戴冠笼，由汉代武弁大冠演变而来，是纯粹的汉族冠式，后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沈从文先生认为，“漆纱笼冠应始创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之前并不可见”。同时，刻像中随驾礼佛的大臣与妃嫔所对应的侍从仪仗、华盖用具，其数量的配置也更为严格，反映出北魏统治者受到儒学的浸染，等级划分日趋严密，官僚制度与宫廷礼制逐渐成熟。此外，在汉化改革之前，北魏统治者虽提倡信奉佛教，但更多是作为禁锢百姓思想的工具，以皇帝自身形象塑像，宣扬“皇帝即当今如来”，而巩义石窟寺中，帝后以供养人的形象出现，体现出北魏统治者开始学习吸收中原佛教文化，汉化程度日益加深。
（二）巩义石窟第五窟因为地势的原因，位置要高处许多，面积比起其他四窟也更小，因此中央没有设置中心柱，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藻井的莲花图样。窟顶为方形藻井，中心是一个盛开的硕大莲花，周围环绕六个凌空高翔的飞天，四角有图案化的化生童子并间有忍冬。巩义石窟第五窟的天井的“莲花宝珠和复合圆花图样”仅表现在巩义石窟中，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
莲花藻井中间蓬勃凸起的莲花形象，和两侧均匀分布叶子与蓬勃生长的两朵莲花，呈现出一种对称美，而且周边多种元素丰富多变，“异形等量”，形态均衡，生动有趣。四周的飞天又加强了莲花藻井图案的节奏韵律之美。莲花藻井图案也体现了中原人崇尚自然的价值观。淡泊宁静、性喜自然的性格受道家影响，这种文化倾向也影响到审美倾向，中国文化中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代表洁身自好的高尚品德，因此选择莲花作为藻井图案。
第三窟“飞天”
（三）第三窟飞天像石窟内壁雕刻的飞天石刻也是巩义石窟的一大特色。其中第三窟佛龛上飞天最为经典，被誉为“中国最美飞天“。第三窟中心柱正面是一个帐形龛，在佛龛上部两侧各有一身飞天，两身飞天下方皆雕有一条忍冬纹带，更加衬托出飞天的轻盈曼妙。左侧飞天面向佛，一手持供品，一手持长茎莲花，长裙与飘带随风飘起，乘云腾雾，神情安详。右侧飞天，回眸而笑，一手托着花蕾，一手持长茎莲，上身半裸，项饰璎珞，一条腿屈膝向前，显出动感，除此之外，从面部上还能看出其保存着早期北魏少数民族深目高鼻的特征。这一汉一胡的两身飞天形象，可能是匠人发挥主观意识创造出来的产物，但更多则是印证了汉化改革后胡汉交融的结果，可堪称中原风格飞天的经典之作。这两身飞天可以说是巩义飞天的杰出作品，他们身体清秀，给人一种轻快腾跃之感却不单薄，衣裙随卷云飘浮，体现出一种雍容和庄严。巩义石窟的飞天装饰较少，长裙贴体，在腿后面形成一道道有规律的褶皱，如花瓣一般，飘带较长，给人以舒展之感。使之前飞天造像所流行的强烈动势与急速飞行之感大大减弱，呈现出一种闲逸舒缓的新风貌。云冈、龙门的飞天艺术都注重群体效果，而巩义石窟寺则以单体飞天为主，更利于表现细腻的感情和动态，随着时代的发展，巩义石窟寺形成了以自身为代表的独特风格，也是中原飞天最终形态的体现。
结语
远眺宋陵，千年守望背后是历史的痕迹，置身田野中，有些许遗憾，有些悲凉。历史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朝代的兴衰更迭更是一种反思。
近观石窟寺，无论是佛，菩萨，还是世俗人像，所有面貌都予人庄严肃穆的感受，用沉静的目光注视着世间的流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