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人文·考察‖辛亥丰碑 蜀魂永存——2024级美术学将党课上在写生路上
2024级美术学班合照
成都市人民公园入口处
成都市人民公园导览
成都市人民公园坐落于成都中心城区的祠堂街与少城路交汇处，最早修建于1911年，起初取名为少城公园。这座园林由当时驻守成都的将领玉昆，连同四川省劝业道道台周善培一同牵头营建，园区总面积达112639平方米。
成都市人民公园金水溪
园区内分布着金水溪、金鱼岛、盆景园等多处特色景观，还留存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等人文史迹。它是一座融合园林景致、文化展示、文物保护、爱国宣教与休闲游玩功能的城市综合公园。如今园内仍保存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还设立了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鹤鸣茶社等传承百年的老牌茶馆也完整留存至今。
成都市人民公园银杏阁
此地既是本地百姓放松散心、日常闲逛的绝佳去处，更是一座沉淀了百年岁月、珍藏城市人文记忆的文化胜地。
一、辛亥保路纪念广场
24级美术学同学在参观
辛亥保路纪念广场位于成都人民公园内，为铭记四川保路运动历史、缅怀爱国志士而建，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与人文意义。
汉川铁路
二十世纪初叶，铁路已然超越单纯的交通运输属性，跃升为维系国家经济运转的核心脉络，同时亦是支撑国防安全的关键基石。彼时，西方列强于华大肆角逐铁路修筑权，意图借由铁路路网的铺设完成势力范围的瓜分与扩张。恰如“铁路所至，主权所至”之论断，掌控铁路干线，本质上即是掌控沿线资源、市场命脉与军事战略主动权。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和普通民众认识到，丧失路权就是丧失主权。
1909年，汉川铁路开工典礼在湖北宣昌举行
川汉铁路是清末计划建设的一条铁路交通线，从成都经重庆至汉口，全长1980公里。1904年1月，中国首家内资省级官办铁路公司——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正式更名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筑路所需资本由该公司集股解决。
——《成都博物馆》
破约保路
1904年川汉铁路公司成立，由四川民众集资筑路，凝聚了民众捍卫主权的期盼。1911年，清政府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川汉铁路收归官办并出让给列强，激起全川愤慨。四川各界组建保路同志会，掀起大规模爱国抗争。
蒲殿俊（1875~1935）
四川广安人，保路运动初期主要领导人，被推举为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
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人们或讲演或请愿，进行文明争路，但清廷对川人诉求置若罔闻，成都掀起罢市、罢课浪潮，并蔓延至全省。清廷为控制局势，紧急撤换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1911年9月7日，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导人，随后又镇压请愿人群，打死三十多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保路“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是保路运动演变为大规模武装反清革命运动的转折点。四川同盟会员龙鸣剑趁势组织保路同志军开展武装反清斗争，先后在成都武侯祠、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展开激战，战火迅速蔓延全川，清王朝在四川的军事力量捉襟见肘，地方统治开始瓦解。此举引发全川武装起义，成为辛亥革命前奏，推动了清王朝覆灭。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九期提出：“保路即保国，保路即保家。”
反映路权危机的讽刺漫画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论：“若无四川保路同志会之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四川保路运动恰似推倒辛亥革命浪潮的首枚多米诺骨牌，其爆发直接为武昌起义的顺利推进奠定关键基础，为辛亥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了必要的历史契机。
辛亥四川保路同志会偈
四川军政府
武昌起义后，四川多州县相继宣布独立。赵尔丰见大势已去，被迫交出了政权。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蒲殿俊任都督。几日后，成都发生兵变。尹昌衡率军入城，稳定了局势，随即建立新的四川军政府，并任都督。1912年3月，四川军政府与重庆蜀军政府合并，建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确定成都为省会。
成都市民欢庆新四川军政府成立
为传承保路精神，2004年政府重建成都人民公园内原有广场，打造辛亥保路纪念广场。广场与园内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呼应，是铭记历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二、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于1913年落成建造，也是这座公园里唯一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迹，历经岁月变迁依旧完好保存至今。
纪念碑系砖石结构，坐北朝南，高31.86米。内则基础以木桩排列作底，碑身外嵌石块，中空架以木料而固之。平面呈方锥形，由碑座、碑身、碑首三部分组成。碑座，包括基脚、台基、碑座，全高约10米，共六层，呈圆柱形，属于“月台式”的平台。碑座四周嵌有一组民族风格的灰沙浮雕，塑有铁路轨道、火车头、信号灯、转辙器、自动联结器等图案。碑身高度约15米，呈方柱形，东西南北四方各镶嵌长条青色石板，上面分别用不同的字体书写相同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十个大字，每字一米余见方，东面为张夔阶的楷书，南面为吴之英的行书，西面为颜楷的草书，北面为赵熙的隶书。碑首高约6米，中为尖塔，围以四座小塔，取五岳朝天的样式，碑顶上的瓦作二龙戏珠图案，装饰有云龙和蝙蝠。
1941年7月27日经日寇飞机轰炸，碑顶尖略有倾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别于1952年6月、1954年4月和1980年进行维修。——《中国大百科全书》
题字者
吴之英
吴之英像 何航飞绘
吴之英（1857-1918），字伯朅，四川雅安名山人，清末民初著名经学家、书法家、爱国学者。他师从经学大师王闿运，与杨锐、宋育仁、廖季平并称“尊经四杰”。他博通群经尤精“三礼”，并积极投身维新，参与组织“蜀学会”并任《蜀学报》主笔，晚年著有《寿栎庐丛书》传世。
张夔阶
张夔阶（1871-1936），四川灌县（今都江堰）人，清末民初蜀中爱国学者。他亲历晚清列强侵凌，积极投身四川保路运动，以笔为枪唤醒民众。后受邀为“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题写碑文，以雄劲隶书镌刻烈士功勋，传颂爱国精神。他一生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依附军阀，兴学育才，心系家国。晚年隐居著述，留存《畸庐草释》等稿。
赵熙
赵熙（1867-1948），四川荣县人，清末民初爱国学者。在御史任上秉公直言，弹劾贪腐，不避权贵，有“铁面御史”之誉。抗战期间居重庆，严词拒绝出任国民政府高级顾问，反对内战，以诗文寄怀。一生创作丰富，作品贯穿爱国基调，被誉为“晚清第一词人”，展现了传统文人的民族气节。
颜楷
颜楷（1877-1927），近代著名爱国学者。辛亥（1911年）秋返川，正值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为护卫川人筑路血资与国家路权，他慷慨出任保路同志会干事长，且因带头请愿，被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诱捕。此后他不畏强权，多次上书抨击路权政策。晚年安守清贫，以鬻文卖字为生。其爱国义举，推动保路运动发展为辛亥革命导火线。
碑座
该碑虽采用中式瓦作，整体风貌极具本土特色，然而有学者经研究指出，其形制亦吸纳了外来文化元素，塔身“四低一高”的布局与珠串式塔尖的造型，明显借鉴了东南亚佛教建筑的设计理念。
作为1913年民国时期修建的纪念载体，它不仅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的珍贵实物见证，印证了保路运动作为辛亥革命重要前奏、推动清王朝覆灭的关键作用，还与辛亥保路纪念广场相互呼应，共同成为承载城市历史记忆的重要场所，让后人铭记百年前川人捍卫国家主权、争取民众权益的抗争岁月。
三、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四川出兵约350万，占全国总兵力20%以上，居全国各省之首。川军和川籍官兵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参加了中国战场抗击日军的22个大型会战和印、缅、滇西远征军作战，守卫了大片国土。川军和川籍官兵共伤亡、失踪64.6万人，损失为全国各省之最，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民族救亡的壮歌。——《成都博物馆》
刘湘
刘湘（1890—1938），原名刘元勋，四川大邑人，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曾是主政四川的“四川王”。他统一四川，并创办了重庆大学。抗战爆发后，他抱病率川军出川抗日，呼吁誓死为国效命。临终留下“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的遗嘱，以爱国行动洗刷了“内战”的旧名。
1937年8月26日，刘湘发表《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川康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日。
1937年9月5日 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日将士大会在成都少城公园大光明电影院举行
“死”字旗
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万人云集，一场特殊的欢送大会正在举行。一万多名各界代表和民众，送别即将踏上征程的川军将士。队伍中，各界代表慷慨致辞，将士们登台宣誓：“失土不复，誓不返川！”就在这支队伍即将出发之际，安县小学教员王建堂收到了父亲王者成托人送来的一个包裹。撕开粗布，一面五尺白布做的旗帜赫然展开。斗大的“死”字正中而书，古朴凝重，力似千钧。旗的右侧，是父亲的嘱托：“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侧，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了一个老人的心声：“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伤时拭血，死后裹身——一介老父亲将对儿子的万般不舍化作这八个字，以最朴素的方式，把最深沉的家国大义烙在了白布上。
刘湘配剑
就这样，数十万川军肩扛“死”字旗的信念，踏上了征途。他们身穿短裤单衣，脚蹬草鞋，背上挂一顶斗笠，腰间别一把大砍刀，手里端着的却是枪膛松动、准星歪斜的劣质步枪。这样的装备，有的在急行军时，枪膛甚至会掉落下来。冬日的晋北前线寒风刺骨，而这些从未见过大雪的南方汉子，只穿着薄薄的单衣，在零下十几度的阵地上，用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的飞机坦克。他们被称为“叫花子军队”，被认为打不了仗。可就是这群连饭都吃不饱的汉子，用一次又一次的惨烈牺牲改写了世人的偏见——这支“叫花子军队”，咬住敌人就不松口。
他们中很多人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没有来得及写下一封家书。他们留给世间的，只有一座无名的纪念碑，和后人久久驻足时，眼底悄然滑落的一滴热泪。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今天，当我们步入成都人民公园东门广场，那座“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依然矗立在蓝天下。雕塑家刘开渠将那位出川士兵塑造成这样：瘦削而坚毅，脚蹬破烂草鞋，身穿短裤单衣，胸前挂两颗手榴弹，背上一顶斗笠和一把大刀，双手端着一杆上了刺刀的老旧步枪，身躯前倾，目光如炬，怒视北方——那正是每一个出川将士当年的模样。这座雕像的原型叫张朗轩，一个普通的川军传令兵。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给雕塑家当模特时，他说：“三百多万川军，不能白走一趟。我替他们，留下个印记。”
结语
走出成都人民公园，阳光正好洒在那座草鞋单衣的川军雕像上。作为西安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美术学专业的学生，我们深知：真正的丰碑，从来不止于石刻与丹青——它更是危难之际普通人以血肉写就的尊严。保路风潮的呐喊与川军出征的背影，凝结成蜀魂不朽的底色。我们用画笔与文字去触摸这段历史，不为复刻悲壮，只为铭记：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曾替我们披草鞋、赴国难。此间蜀魂，当永志不忘。
